《愛的認識論》新書座談會側記
時間:2023年06月03日 15:00-17:30
地點:河神的丸子
主持人:宋玉雯(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
許維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楊佳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陳佩甄(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回應人:蔡孟哲(本書作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紀錄:蕭雯瑄(國立中央大學英美所碩士生)
許維賢:同志理論和在地同志現實之間的時差與落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許維賢首先高度肯定本書第一章對民初無政府主義者謙弟和劍波如何看待同性愛和友愛的論述進行了非常詳盡和深入的分析,這一章是本書的重頭之作,從目前可以掌握的文獻看來至今還沒看到如此透徹對上述議題進行探析的力作。此外,本書最大的張力是企圖把民國馬克思主義青年胡秋原有關同性愛和友愛的論述進行脈絡化的追溯和探討,並以「友愛大同」來概括胡秋原的以上思考,並以此連結和建構民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毀家廢婚譜系如何在當代台灣同志運動的毀家廢婚派或簡稱「毀廢派」的主張裡得到呼應與發展。無論如何,許維賢引述胡秋原的著作指出縱使胡秋原質疑一夫一妻制度,希望改造婚姻那種自私自利、沉溺於肉慾而不以友情為模範的傾向,但胡秋原並沒主張放棄婚姻制度,恐怕也談不上要毀家廢婚。胡秋原主張的友愛和同性愛更多是在強化同性之間的精神戀愛,並淡化同性之間的性慾。這一切導致他過於美化男同之間的友愛。許維賢接著提出對當代交友軟體約會文化的觀察作為討論引子,希望暫時懸置同志或酷兒理論的條框,反思其與全球南方在地的男同現實生活之間的落差和時差。許維賢指出,交友軟體上出現各形各色的男同群體,其中的兩大男同群體──以追求性慾為導向的「不談感情派」v.s.談情說愛的「找穩派」,這兩大類看似壁壘分明,實則互相流動滲透;然而,被建構出的分野與敵意一方面掩蓋了那些在生命不同階段遊走於兩大群體之間的男同生存樣態,也許更多的男同恐怕正是身處於「不談感情派」v.s.「找穩派」之間的灰色地帶而長期不被媒體和同志研究者所正視和關注。另一方面,這兩大類男同看似對立的親密實踐,其實呼應了台灣近十幾年來同志運動在性/別理論和政治訴求上相互對立的兩大派系(以結合毀家廢婚和性解放為綱領的「毀廢派」v.s.以同志婚姻和伴侶盟為綱領的「建制派」),如今兩派漸行漸遠,甚至尖銳對立,兩造之間是否還有對話可能?而這些分歧的運動路線與新興網路世代的男同群體之間,是否存在著不被正視的時差與落差?許維賢認為,本書透過對男同負面情感再現的細膩閱讀,帶出了兩派皆難以處理的面向,也開闢出兩者對話的空間。在此亦值得追問的是,砲友關係在本書建構的友愛大同烏托邦裡究竟處於怎樣的位置?最後回到本書的立論進行反思,許維賢指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流論述一向以「同性情誼」來否認同性愛欲,他曾在自己的專著《從豔史到性史》中批評這種「友愛的修辭學」其實隱含並粉飾了主流論述的「恐同」,進而形成否定同志情欲的社會效應,然而本書的立論多次以「同性情誼」來概括以友愛與性愛、而不是以戀愛為重心的「友愛大同」觀,許維賢追問作者究竟本書的「友愛大同」所彰顯的「同性情誼」論述與「友愛的修辭學」的關係為何?
陳佩甄:「愛」的落地轉譯
政治大學台文所教授陳佩甄讚許本書在前行研究成果豐碩的領域,依然匠心獨運地錘煉出了相當獨到的見解,並留意到作者很謹慎地界定自己的研究並非廣義的同志文學或同性戀研究,聚焦的是同性戀作為認識論而不是主體論。陳佩甄以殖民朝鮮作家李光洙來和本書前兩章爬梳的民初中國同性愛論述對話,將同一時期殖民朝鮮的同性愛論述並置討論。有別於民初中國,殖民朝鮮脈絡的同性愛討論見於民族建構、而非左翼無產階級的論述裡(如李光洙1909年短篇小說〈愛?〉),服務於國家建構、殖民帝國治理的需求。陳佩甄認為李光洙、本書所討論的胡秋原等知識分子對「情」、「愛」概念的翻譯與挪用,都是在回應特定時代的巨變浪潮,思考如何縫合個人慾望和社會規範之間的斷裂,也因而提醒我們當代語境的同性關係並非獨立於異性戀一夫一妻生殖主義的公式。針對民初中國同性戀認識論的爬梳,陳佩甄進一步追問,如果右翼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同樣挪用同性戀來建構自己統一連貫的論述,那麼胡秋原的同性愛論述又是服膺於怎麼樣的意識形態?另外,陳佩甄也提醒,在本書後兩章的論證中,友愛大同理論框架對戰後台灣的啟發與意義相形薄弱,以至於本書最終仍妥協於挪用美國學者海澀愛等90年代後翻譯來台的西方酷兒論述框架來支持立論,如何透過前兩章建構起的社會主義同性愛視野,去抵抗或挑戰台灣戰後同志身分認同政治的發展,將是本書必須面對的課題。
楊佳嫻:多元成家及其外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楊佳嫻延續對於毀廢、建制兩派分歧的討論,以其身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成員的視角,分享在某些場合面對兩派近乎擦槍走火的經驗,闡釋伴侶盟等路線相對信任法制改革與體制承認的緣由,及推動多元成家三套法案過程面臨的困境。楊佳嫻認為,本書挑戰了主流的「愛最大」話語與平權想像,犀利地探問那些邊緣的、污穢的實踐是否有被納入多元成家的圖景中?抑或依然被主流性秩序持續排除在外?楊佳嫻分享本書最令其觸動的是第四章「愛滋與性藥派對」的再現分析,字裡行間滲漏出作者豐沛的情感,例如《荒人手記》的負面之愛,描寫荒人如何吸納了社會規訓、汙名經驗與社群罪責而滿含苦謬,筆觸細膩,慘澹而淒美──當大家都在力爭上游,有些人卻被永遠流放下游;這一章彷彿台灣性/別運動的隱喻,也是對性/別運動的提醒,尤其近日台灣正發生新一波me too運動,透過本書「癖、窺、愛」的理論展演,讓我們警剔可能生成中的新道德模式,是否會反過來約束我們對於愛的想像與訴說。最後,楊佳嫻透過閱讀兩首詩作,為本書提供同性愛欲文學的另一切面:鯨向海〈尾隨你進入公共廁所〉,再現了於現代詩體裁中鮮見的男同志公廁情欲文化;零雨〈捷運(2014)--致W〉則將本書穿越百年的同性友愛大同視野與精神巧妙地濃縮進古今邊緣異議者於現代捷運車廂內的跨世紀相逢裡:「他傳來簡訊——/『革命尚未成功,□□仍須努力。』/我知道,有些字/要多費些時日/才能真正學會」。
作者回應:
本書作者蔡孟哲針對三位講者的閱讀提出初步回應。首先,他承認社會主義設想的烏托邦的確難以容納(骯髒的)情欲,尤其青年胡秋原無可避免地繼承了英國社會主義者卡本特思想傳統高度的精神性。而在友愛互助的層次上,當代砲友關係確實與友愛大同的視野充滿張力,也正由於此,友愛大同觀便是本書對於當代同志文化走向的一個回應與提醒。許維賢在其專著中批判過友愛修辭學的暴力,而本書要提出的卻是有別於此種批判的「愛的認識論」,其欲論證的恰恰是藉助這種友愛修辭讓同性愛欲得以存活或實現,然而在肯定這種空間的同時,本書亦透過並置民國時期無政府主義者劍波和謙弟的論述,來補足胡秋原「去性化」烏托邦想像的侷限,這也解釋了為何本書中文書名的「愛」、英文譯為“Eros”,以標誌出愛欲的多重複雜及無法定於一尊。第二,本書前後半部在理論架構上的斷裂,一方面有政治性因素──1949年冷戰與兩岸分斷、白色恐怖造成在台左翼思想的根絕,民國知識分子主張的友愛大同因而難以在50年代後的台灣繼續發酵,戰後台灣同性戀更是長期被扁平化為不同國族論述排除的他者,這種斷裂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而本書因故疏於處理的日殖台灣論述,亦使其難以豐厚在台社會主義相關同性愛討論。另一方面,後半章節和西方酷兒理論的難分難捨,既顯示本書寫作階段在參照對象轉換上的未竟之業,同時也反映作者在生命潮起潮落之間所經驗的一種《荒人手記》式的、無可迴避的失敗悼亡。最後,本書的初衷除了意在搭建起兩種運動路線之間的對話橋梁,更警惕於全球新保守主義的虎視眈眈與蓄勢待發,透過追溯華文世界百年前的親密關係現代性論爭,乃至反思百年後的台灣性/別政治脈動,回到歷史發掘思想資源,即是本書竭誠提出的一種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