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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 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工業網之起源

  • 2022-03-29
  • Angelo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工業網之起源」演講側記

 

講者:Sangjoon Lee 李尚埈

主持:楊子樵

側記:邱宗怡

日期:111.01.06

 

 

東協中國系列講座最後一場,是繼國際政治與攝影,以電影史為切面,再探冷戰後東南亞至東亞地緣政治中的文化生產。講者李尚埈是電影史學家,目前主持南洋理工大學亞洲電影實驗室,藉本次演講,他分享他最新出版的新書《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工業網之起源》。

 

在這本書中,李尚埈揭開美國機構在秘密的財政支持下,如何與亞洲新興獨立國家之間跨國合作,共同塑造冷戰後的亞洲電影文化與電影產業;冷戰時期及其後的亞洲電影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知識份子,如何透過區域組織,聯合舉辦電影節、製作電影、製造明星、編導等電影工作者,來擴大市場、建立片場與電影產業。

 

「所謂亞洲電影網絡是冷戰文化政治和美國霸權的產物」,李尚埈先說結論。冷戰初期,美國政府在亞洲做了很多反統戰工作,以資助雜誌、音樂、表演、電影、展覽,作為「武器」對抗蘇聯,稱作文化冷戰。其中的關鍵武器便是電影。

 

儘管電影史學家已經揭露冷戰期間,中情局如何與好萊塢秘密合作,讓電影作為國家文化部門,涉入國際合作網絡,例如美國電影出口協會( Motion Picture Expo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EAA) 和它的全球業務,但對於美國如何介入亞洲電影卻少有研究;另一方面,針對亞洲冷戰的相關研究則不太涉及文化面向。美國秘密活動對亞洲文化產業的影響,因此被大幅度低估。李尚埈的研究便是站在這樣的基礎上,從揭開亞洲基金會的神秘面紗開始,細說從頭:

 

總部位於舊金山的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 TAF),由中情局秘密資金挹注,透過支持亞洲文化生產,傳遞自由亞洲意識形態,促進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雖然主要業務在教育領域,包括改善學校設施、支持研究中心,並資助記者、作家、反共學者,但在50年代,亞洲基金會投入最多資金的,卻是電影。

 

亞洲基金會當時設有好萊塢聯絡人,主要任務就是接觸意識形態上相近,並在好萊塢有影響力的人物,遊說好萊塢支持TAF對亞洲電影產業的計畫。

 

亞洲第一部在TAF支持下製作的劇情片《人民勝利》,改編緬甸總理的故事,1953年在緬甸、泰國、印度、香港、日本、台灣發行。雖是戰後緬甸經典影片之一,但票房慘淡,此後,亞洲基金會便轉向投資在地電影產業,在日韓港台與東南亞建立電影製片廠,請來好萊塢明星或編導做顧問與指導,培植產業裡親美反共的領導人。

 

在這場產業發展浪潮中,日本得到重要的培植,例如支持永田雅一成為自由亞洲影業的領導者、大映株式會社製片廠也得到技術支援與指導;韓國電影文化協會亦獲得早期營運的全部資金;50年代的香港,美援則不但參與製作九部劇情片,也支持反共新聞人張國興辦報,甚至創設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1953年5月,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in Southeast Asia,FPA)

在馬尼拉舉行成立大會。會議上,大映映畫總裁永田雅一在沒有任何反對的情況下當選主席,邵氏兄弟的邵逸夫成為副主席,總部設在東京。半年後第一屆東南亞電影節在東京舉辦,是繼印度國際電影節(1952在德里)之後,亞洲第二個國際電影組織,以「促進東南亞電影產業發展、電影藝術與技術提升,並確保遠東電影文化傳播和交流」。日本、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台灣,六個國家參展,派出了15部劇情片,日本五大製片場都有電影參與,菲律賓也推出五部電影。這樣的大本營集結突顯著:以電影築牆,東南亞至東亞展開反統戰的文化圍堵。

 

該屆影展上推出的泰國電影 Santi-Vina ,隨後獲得美國電影協會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 的重要技術獎項:米歇爾攝影獎(Mitchell Camera Prize)。電影拍攝使用的35釐米攝影機與攝影技術,清楚標誌了好萊塢的資金與技術。

 

第三屆1956年在香港舉行,那一屆南韓加入。有趣是香港總督的開幕致詞:「影展教了我地理,原來日本屬於東南亞。」不知是否這個原因,在那之後,「東南亞電影製片人協會」更名為「亞洲電影製片人協會」;1983年因為澳洲與紐西蘭的加入,「亞洲電影節」再改名成為「亞太電影節」。

 

50年代末,亞洲基金會決定減少對FPA的參與,縮減在亞洲大部分電影投資預算。最初目標終究未能完全實現:亞洲的合作夥伴無法領導區域組織,電影製作仍經驗不足,既無能吸引本地觀眾,也無法獲得好萊塢發行商的青睞。60年代基金會完全終止亞洲電影投資項目,但於此同時,韓國、台灣與香港卻開始電影黃金時代,各自都製作超過兩百部電影。

 

70年代中期,亞洲電影進入新時代。毛澤東1979年逝世後,文革結束,鄧小平經濟改革,中國電影得到快速發展。田壯壯、陳凱歌、張藝謀等153名學生重新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標誌中國第五代電影的開始,中國也開始了在世界版圖上的電影佈局。

 

80年代後,FPA作為冷戰亞洲電影網絡,存在感雖已日漸低落,FPA的網絡並沒有消失。新的網絡並非憑空出現,事實上運用著亞洲基金會與過往反共影人所曾經創建與維護的網絡,持續聯繫、增進亞洲電影的產業連結。在時間的尾端回頭看,李尚埈肯定著FPA的時代作用,「它確實曾以電影為方法,繪製過亞洲的想像地緣政治版圖」。

 

在亞洲電影研究領域,亞洲電影節始終沒有得到適當的研究重視,李尚埈結語道。亞洲電影節作為區域非政治組織,藉由不斷變換主辦國,不過度連結於單一國家,反而與跨國非政府組織、美國文化政策息息相關,能揭示出重要的文化政治資本的運作網絡。

 

「冷戰下的媒體網絡,事實上是技術、物流、財政的運作,這樣的研究因此需要更多檔案梳理」,主持人楊子樵在跨越太平洋洲際與數十年時光的故事裡,指出珍珠背後,掘蚌人的努力。李尚埈2020年由康乃爾出版的書中,詳述了檔案的挖掘整理經驗,值得研究者參考。繁體中文譯本目前楊子樵老師正在與李尚埈合作,可望今年在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