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2014讲座评析

唐慧宇  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交通大学兼任讲师

柄谷行人继2012年首度来台之后，于今年再次来台，发表两场演说。第一场于台北耕莘文教院，由龚卓军主持，由林晖均、刘纪蕙、王丹与吴叡人担任回应，讲题为「超越民主的关键途径：从《哲学的起源》谈起」，主要针对民主政治形态进行哲学性探源，以批判并进而超越当代民主的困局。另一场于新竹交通大学，由刘纪蕙主持，汪宏伦与陈光兴回应，演讲内容主要探讨战后的左翼日本运动，以及如何在当代重新思考学生运动的意义。这两场演讲所涉及的问题，包含对于民主政治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于学生、劳工和消费者运动在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意义，无论从思想、历史、政治经济学或是具体实践的抗争策略上，都是思想含量饱满且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资源，对于刚刚经历了三月太阳花学运的台湾，的确有着极为密切的参照意义。

在交大场的演说中，柄谷行人主要探讨了六〇年代以前的日本左翼运动史中各种不同的发展路线，而其中尤以一九四八年武井昭夫创立的「全学连」组织，为日本左翼运动史上最为关键之思想和实践意义上的运动。日本左翼运动史上，二〇年代的共产党运动方针错误，未获得民众支持。三〇年代的共产党立场则在美国的民主化政策和苏联的指导原则之间摇摆不定。而到了朝鲜战争开始后，共产党以毛泽东的战略方法透过佃农发动革命，然而却以失败收场。正是在此时期，武井昭夫提出一种不同的运动理论，其理论基础一方面受到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却是由党所独立出来的运动。武井昭夫提出，学生应作为一种特殊的「层」的概念，一方面超越自己的出身阶级，以普遍性的方式思考和行动。而另一方面从共产党体制中独立出来，形成一种自律性的学生运动。武井昭夫所组织的「全学连」，又称「自治会」所成立的「生活合作社」（「生协」），正是此自律性学生运动的具体实践。

柄谷行人所投身参与运动的时间，正是在于一九六〇年，时值其刚进入东京大学就读的时间，也是安保斗争的最高峰。在安保斗争开始的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国会园区的集会事件，在此集会中，学生们进入了国会园区，而国会议员们也在园区内发表演说。日本在一九五九年的国会园区事件，和台湾今年三月的太阳花学运，有着形式上极为相似的参照。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学生运动，正是在此时开始大规模开展，而引领学运的「全学连」亦开始受到社会的全面关注。

到了六〇年代后半，所谓的学生运动出现了一个关键意义的转折。由于六〇年代后半的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此时大学入学率倍增，而学生人数也极速上升。学生因此不再是武井昭夫「全学连」时期那样作为一个小众的菁英阶层，而渐渐地和一般社会大众没有明显区隔。而更为关键的转变在于，自六〇年代后半之后，大学不再是探究知识真理的场所，而日渐成为了养成劳动力的工厂。因此，这段时间学生所对抗大学的学费上涨，以及教育机制的商品化，在本质上已经和劳工对抗资方这样的斗争行动产生了一致性。自此，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变得没有显着区别。

在今日，教育机制的商品化当然不仅仅是日本自六〇年代末以来的问题，而更是全球所面对的不断恶化的当前处境。柄谷行人在此所指出的，日本学生运动在性质上的转折，即学生如何从一种菁英式的、特殊的阶层，转变为一种和社会大众以及工厂劳工没有分别的群体，这种学生运动即劳工运动，其实是对于当代全球青年贫穷化的普遍现象，一个极为关键的根本提示。

此外，柄谷更提出，劳工这一身份事实上也与消费者是一体两面，而劳工运动即是消费者运动。柄谷提出的New Association Movement，简称NAM，即是劳工如何以消费者身份进行斗争的一个积极实践理论。NAM的理论基础，源于旧有的革命运动关注的是「生产」过程，因此所谓的劳工运动，会透过罢工运动的激进性来提高劳工的主体意识。然而，柄谷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商品的增值是透过最终的消费来完成，因为如果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剩馀价值是不会产生的。而最终购买这些商品的人，其实还是劳动者。近代资本主义系统，基本上就是以劳动力制造出来的商品，最终再卖给劳动者本身。以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贩卖自身劳力，但同时也作为消费者购回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因此，柄谷认为，劳工不应该以其最弱的，即作为生产者的立场战斗，而应该以消费者的立场进行斗争。但是，柄谷行人在演讲中也强调，他并非是在说只要有消费者运动就足够了，他认为要同时进行内在的斗争和超越的斗争。所谓内在的斗争，就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战斗，如工会组织或是政治斗争。而超越的斗争则是在现有体制外，自己创造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例如合作社模式。

在交大场的演说回应中，汪宏伦教授对于柄谷行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柄谷的论述中，始终未触及当代东亚愈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问题。对他来说，柄谷的经济交换模式理论，即使到了他所期待的交换模式D，也只是对于资本–国族–国家支配性经济结构的打破，但对于当代东亚高涨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冲突，并无着力之处。针对汪宏伦的挑战，柄谷简短厘清几个民族主义的历史环节，企图突破某种单一的民族主义理解。首先在东亚殖民时期，当时只有左翼在谈民族主义。而到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发展大亚洲主义，而产生右翼资助孙文的革命，但此时仍不是帝国主义。到了三〇年代，则是帝国扩张式的大东亚主义。最后到了战后日本，民族则不再被使用。汪宏伦所指出的今日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高涨，对柄谷来说，只是当代日本经济没落所产生的一个现象，而此现象，或许并非是柄谷企图以具体的实践模式打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有效入口。柄谷更进一步激昂地指出，他并非没有处理民族问题，而是以彻底否定的方式在谈论民族。

在陈光兴教授的回应中，清晰地点出了台湾、中国和日本各自不同的状况。他指出，将日共和中共在知识结构上进行比较的话，中国内部企图处理自身的历史矛盾，而日本内部则是欧化程度更强的知识状况。而日共的失败，则让日本左翼运动逐渐零散化。中国的问题则是是党国体制吞噬掉了民间左翼。相较于中国和日本，台湾在六〇年代并没有可以对照的运动。台湾七〇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改造了大批理工科学生，而九〇年代的三月学运份子则被吸纳到民进党阵营里。台湾的状况是看不出来有左右路线之争，整体上来说是左翼的弱化。陈光兴更提示，台湾今年的秋斗是首次有大批年轻学生投入并且喊出向左转的口号，但是学生与工人运动是否能够一体化，还有待观察。

柄谷在演讲最终提到，日本在今日已经没有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但是台湾和韩国在今天还是不断有运动的发生。他在最后提及韩国在近年大量兴起的合作社组织，正是以小型的生活协力和经济互助模式，以有效开展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以外的生活方式。

柄谷行人此次来台的讲座，从对于民主制度的哲学性探源和批判，到学生运动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以及对于具体战斗策略的提出，我认为，恰好能够为甫经历了三一八学运热潮，而此刻又被代议民主选举全面笼罩的台湾社会，厘清出诸多在民粹情感集结之外的，在思想方法上以及具体实践上极为关键的道路。